1982年3月 29日，中國台灣發行了全套隻有1枚的郵票，發行量高達400萬枚。郵票中的主人公不是別人，正是1900年領導三洲田起義，被認為是孫中山先生 “革命同誌第一人”的鄭士良。

   
鄭士良（1863-1901）

        鄭士良卒於1901年，年僅38歲。他的死，史學界大多認同清廷派間諜投毒暗殺一說。時隔百年，這樁歷史疑案仍未水落石出，但鄭士良身後的革命運動，已成燎原之勢。且不論鄭士良在三洲田起義時的突出功勳，單就他與孫中山精誠無間的莫逆之交，就足以讓世人感慨和銘記。鄭士良（1863-1901）

  鄭士良卒於1901年，年僅38歲。他的死，史學界大多認同清廷派間諜投毒暗殺一說。時隔百年，這樁歷史疑案仍未水落石出，但鄭士良身後的革命運動，已成燎原之勢。且不論鄭士良在三洲田起義時的突出功勳，單就他與孫中山精誠無間的莫逆之交，就足以讓世人感慨和銘記。

 
深圳南山博物館與孫中山結為生死之交

       鄭士良，字安臣，號弼臣，1863年出生於惠陽淡水，其祖父、父親都是鹽運使署的稽查，家境殷實。少年時的鄭士良極其仰慕戰國四君子的結客好義，能紓解國家之難，再加上父輩經常以會黨為耳目。因此，鄭士良自幼就與會黨洪門中人往來。受會黨的影響，他從小舞拳弄棒，練就了矯捷雄健的體魄和豪俠仗義的性格。久而久之，既擅文事又嫻武技的鄭士良成了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物。1895年，時任日本輪船公司香港分行買辦的李紀堂聞孫文之名前往拜謁，他“初以為造反者必屬魁形大漢，及見總理與同伴之陳少白、鄭弼臣二君皆恂恂儒者，乃大為傾倒”。

     19歲時，鄭士良從崇雅書院畢業後離家到廣州求學，入德國教會所設的禮賢學校，畢業後又轉入珠江之畔的南華醫學堂學習。在這裏，鄭士良與同學孫中山相遇，並戲劇般地結為至交。關於兩人的結識，孫中山曾有一段精彩的描述：“於同學中物識有鄭士良號弼臣者，其人豪俠尚義，廣交遊，所結皆江湖之士，同學中無有類之者。予一見則奇之，稍與相習，則與之談革命，士良一聞而悅服。”

      相投的誌趣性格，反清的共同目標，使兩位反清誌士一見如故，結為生死之交。一天，鄭士良悄悄地向孫中山透露了他的家世，並告訴孫中山，他已加入會黨，今後如發動武裝起義，他可以負責聯絡會黨，作為主力參戰。孫中山聞聽大喜，慨然應諾，兩人定下了武裝反清誓約。這一反清誓約在孫中山早期革命生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後來，孫中山領導的兩次興中會武裝起義，實際上都是以鄭士良聯絡的會黨為主力而發動的。

      1888年，孫中山離開南華醫學堂，不久後，鄭士良也輟學返回淡水，聯合會黨宣傳社會變革，被推為三合會首領。1895年1月，鄭士良前住香港，參加孫中山組建的興中會，並成為香港興中會負責人之一。在香港期間，鄭士良繼續向孫中山講解中國秘密社會的內容等，告知孫中山會黨是武裝反清惟一可以依靠的力量。孫中山在鄭士良影響下，逐漸開始意識到要武裝反清，非與會黨為伍不可。鄭士良對孫中山的作用，正如孫中山自己所說的那樣：“予由革命談論時代進入實行時代的動機，則受鄭君所賜者甚多也。”

  三洲田拔劍首義大敗清軍

      1895年4月，以孫中山先生為首的革命黨人計劃在廣州發動第一次武裝起義，邀鄭士良從日本回國參與組織指揮和負責聯係廣州、花縣、英德等地會黨。又命令所有惠、潮、嘉各屬會黨及綠林首領諸人俱受鄭士良節製。各地洪門會黨也積極響應，預備在重陽節參加舉義。但在組織發動過程中，因運送槍械不慎泄露了機密，起義指揮者之一陸皓東被捕犧牲，起義宣告流產。為此，孫中山領著陳少白、鄭士良等離開廣州，避難香港。

      1900年，當北方義和團運動全麵展開，八國聯軍武裝入侵之時，孫中山認為武裝起義的機會又來了，決定由鄭士良率領鄧子瑜等誌士赴惠州，在惠州三洲田大寨發動起義，鄭士良負責指揮，楊衢雲、陳少白在香港辦理餉械，史堅如在廣州組織響應，孫中山本人到台灣設法接濟。起義日期定於光緒庚子年（1900）閏八月十五。三洲田大寨位於惠州歸善縣與新安縣（今深圳寶安縣）交界，“山深林密，路徑迂回，南抵新安，緊逼九龍租界，西北與東莞縣接壤，北通府縣二城，均可竄出東江，直達省會，東南與海豐毗連”（據《宮中檔》光緒二十六年九月十四的德壽奏折），毫無疑問是理想的起義地點。

      光緒庚子年閏八月初，會黨誌士起義消息泄露，八月初十清軍突至，遂提前於八月十三舉事。起義軍旗幟上書寫 “大秦國”、“日月”等字樣，會黨誌士頭纏紅巾，身穿白布鑲紅號褂。起義軍以鄭士良為總指揮，夜襲新安（寶安）沙灣，清軍潰逃，旋即乘勝向前推進，直逼新安縣城深圳，各鄉會黨紛紛來投，隊伍發展到2萬餘人。緊接著，起義誌士由橫崗進占龍崗，直趨鎮隆，先後大敗清軍於佛子坳、永湖，轉而謀攻惠州府城。

  時廣東陸路提督鄧萬林駐惠州府城，聽到消息後張皇失措，惠州知府沈傳義、歸善知縣鄭業崇尤為惶恐。他們立命將城門全部關閉，堆置沙包和加上板閘，並急電廣州請派兵支援。兩廣總督德壽聞惠州危急，調水師提督何長清及防務統兵官莫善積率所部集中惠州，又特派前駐惠州陸路提督劉邦盛到惠州募兵，圍剿起義軍。因當時起義誌士多用無煙新槍，銳不可當。經一番激戰，清軍大敗，歸善縣丞杜鳳梧、補用都司嚴寶泰等被擒。光緒庚子年閏八月二十四，會黨誌士約2000人由永湖出發，擊退清軍大隊，陸路提督鄧萬林中彈墜馬竄逸，俘清軍數百人。

      光緒庚子年閏八月二十五，會黨誌士進攻河源縣城，不克。次日，轉往崩崗墟，紮營於雷公嶺，因彈藥不繼，謀出東江，為清軍所阻，乃折而東走，轉攻多祝。當時清軍有一哨兵力守多祝，幸好有內應。當起義軍進攻時，內應打開西邊閘門迎接起義軍，使清兵腹背受敵，至天亮時被起義軍全殲。

  可稱革命者首推惠州起義

      正當起義軍與清軍拉鋸戰的關鍵時刻，日本新任首相伊藤博文禁止日本駐台灣總督幫助中國黨人，物資彈藥供應中斷，無法繼續戰鬥下去，孫中山依靠日本人力量反清的計劃徹底落空。為此，孫中山審時度勢，乃派日本誌士山田良政傳信鄭士良，令其自決行止。鄭士良在外無援軍、內乏彈藥的情況下，被迫解散隊伍，僅率少數骨幹先後避往香港。

      1901年3月，因惠州起義失敗而寓居日本橫濱的孫中山接受了紐約《展望》周刊記者林奇（George Lynch）的專訪，在談到三洲田起義經過時，孫中山不無自豪地說：“戰鬥僅僅持續了20天，從不到600人開始，這些人隻有300支來福槍（又稱“來複槍”），每支槍30發子彈。10天之內，他們從清軍手中奪取了1000支來福槍。到20天結束時，他們的人數也由600增加2萬……起義者一共隻犧牲了5人，而清軍有500人被擊斃，100人被俘。他們嚴禁任何劫掠和縱火行為，人民很快轉而擁護他們。”此外，黃興對三洲田起義的評價更高：“堂堂正正可稱為革命者，首推庚子惠州之役。”

       讓孫中山引以為豪的鄭士良卻意外地不能繼續協助孫中山革命了。1901年7月，鄭士良奉孫中山之命由日本返香港執行任務，與同誌陳和等飲宴於瓊林酒樓，宴畢後竟然暴斃，時人皆認為是清吏使下落毒食品中，鄭士良不知其詐而中毒身亡。鄭士良死後葬於香港薄扶林道基督教墳場，為避清廷鷹犬破壞，碑文署名鄭弼臣。


孫中山先生流亡日本期間與陳少白（右一）、鄭士良（左一）的合照

       民國成立後，孫中山追念鄭士良功勳，從優撫恤其家屬，其中保送其長子鄭鬆雲赴英國留學。對於鄭士良的歷史評價，《清史》所述頗為中肯：“興中會為革命草創時期，風氣未開，時能知民族大義而為之死者，大多洪門中人。故廣州、惠州二次起義，皆以會黨畢事，而主之者，鄭士良也。士良初與孫文交，即願以會黨從，其後卒踐之，亦卒以此懾清吏。蓋廣東多會黨，士良能左右之。士良不去，清吏一日不安。是則士良之暴卒，豈無因哉。”1911年12月17日，時人馮緒承在《追挽鄭弼臣》中稱：“君真大漢萬世師，不顧身心，拔劍首倡流熱血；我亦中華一分子，無甚麵目，填詞空挽吊英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