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以明清南城地方史志诗文、清宫秘档朝章以及天地会簿等为中心，对“洪门”起源及其相关问题作了详尽的考证，得出明清鼎革之际反清复明宗社党秘密组织“洪门”始作俑于江西建昌府南城县明益藩“洪门”墓城祖茔的结论。
【关 键 词】洪门；秘密社会；南城明益藩；洪学；考证
中国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洪门者，创设于明朝遗老，起于康熙时代。盖康熙以前，明朝之忠臣烈士多欲力图恢复，誓不臣清，舍生赴义，屡起屡蹶与虏拼命，然卒不救明朝之亡。迨至康熙之世，清势已盛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殆尽，二三遗老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之宗旨结为团体……此殆洪门创设之本意”（注：《孙中山选集》卷上，第170－171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辛亥革命元老陶成章《教会源流考》：“天地会即洪门……何谓洪门？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取以为名。指天为父，指地为母，故又名天地会”（注：《辛亥革命》（三），第199页。）。又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先生《中山主义的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第一国际时代在法国有一个关于天地会的记录，这是一个中国人的第一国际的支部，会员以百万称，蔓延遍于全中国……多散处于中国南部及南洋、印度、美洲各处。这一个天地会与第一国际发生关系的事实……证明中国革命自始有与世界无产阶级提携的需要与倾向”（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史称顽强奋斗“二三百年来一个民族革命的集团”（注：肖一山：《天地会起源考》卷一。），成员遍布世界五大洲的秘密组织“洪门”，不但为孙中山先生推翻帝制肇基共和倚作干城，且系与马克思亲自创建领导的第一国际保持组织联系的唯一的中国革命团体，“洪门”神奇的革命秘史堪称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前沿的经典课题。
众所周知，清乾隆帝为镇压天地会党曾举东南数省之力搜求株究“洪门”会史，虽漫无所获而被迫承认“查天地会名目狂悖诡诞，而起自何人何地，严切追求终无确据”（注：《天地会》（五），第41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5月版。）。却累积约百五十万字案牍文字，奠定“洪门学”基础。公元1821年英属马六甲米勒博士发表《一个名为三合会的中国秘密组织》，“洪门学”脱颖而出，百余年来国内外“洪学”著述汗牛充栋，屈指难数，惜皆数典忘祖，未克澄清“洪门”起源史谜。建国50年来“洪学”研究虽佳作迭出，成果不俗，于“洪门”起源史案仍各立门户，言人人殊，刻舟胶柱，空穴其风。史家或疑“洪门”起源“恐永远无法解决了”（注：陆宝千：《论晚清两广天地会政权》，载1957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笔者不揣浅陋，首倡“洪门”明季创盟于南城明益藩王族。爰作“洪门考源”以证成孙中山先生“明朝遗老”创会之说不虚，并就教于海内外方家。
一 洪门与红门
明遗民方以智《浮山此藏轩别集》卷1 ：“岣岣崖为天寿（山）右护。《帝京景物略》载之。壬午（明崇祯十五年）同刘淇云、巩鸿图游，从红门望长陵……遥望诸陵”。明北京十三陵“红门”之制，沿自明南京孝陵“红券门”之名。《明史·礼志》：“正统十年谒三陵，谕……如洪武、永乐例。南京司礼太监陈祖圭言：‘魏国公徐俌每祭孝陵，皆由红券门直入，至殿内行礼，僭妄宜改’。俌言：‘入由红券门者，所以重祖宗之祭，尊皇上之命；出由小旁门者，所以守臣下之分。循守故事，几及百年，岂敢擅易’。”明正统十年（1445）去洪武初凡78年，徐俌“几及百年”之辩汲古成例。明遗民方以智《通雅》卷38《宫室》：“卷堂、墓前明堂也”。知明初陵寝祖制“红券门”即明孝陵明堂享殿正门。明万历二十五年王性《广志绎》卷2《两都》：“红门……正坐钟山”。南都祖茔“红券门”万历间已更名“红门”。史载明“山陵规制……南为红门，门外石牌一；门内有时陟殿，为车驾更衣之所。永陵稍东有感恩殿，为驻跸之所”（注：《明史·礼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对检《明史·礼志》：“隆庆二年，帝诣天寿山春祭……驾至天寿山红门降舆。由左门入，升舆，驻跸感恩殿”。明北京十三陵规制不但更南京孝陵“红券门”旧名为“红门”，且礼尊制崇，公侯百官不得“比魏国公徐氏世奉孝陵故事”（注：（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四《礼部》，中华书局1959年2月版。）而“由红券门直入”， 天子车驾至“红门”亦须降舆步行。明顾炎武《昌平山水记》卷上：“大红门，门三道，东西二角门，门外东西各有碑，刻曰：官员人等至此下马……自大红门以内，苍松翠柏无虑数十万株”。明季“大红门”俗称或因别于“小红门”而获名。顾氏《昌平山水记》卷上：“环山凡十口，自大红门东三里曰中山口……有小红门，距州西门八里，又东二里曰榨子口，距大红门三里，凡口皆有垣”。顾炎武大、小红门之称为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1《顺天府·昌平州·天寿山》沿录，似皆明季清初北京十三陵“红门”俗名。今检明万历蒋一葵《长安客话》卷4 《郊坰杂记·红门》：“皇陵御道凡二十余里，百官谒陵，并于红门更马以入。张循占诗：华表双标白玉栏，红门下马驻银鞍”。蒋书自署“西城吏隐”，万历中官京师西城指挥使，谂悉京都掌故，“且博闻广记，凡散现于稗官野史若古迹、若形胜……蔚然成帙”（注：（明）陆完学：《长安客话·序》，北京出版社1960年4月版。）。闻录详备，足资证史。知明北京皇陵“红门”规制万历前似尚无大、小俗称。
明顾炎武《昌平山水记》卷上：“凡（明皇）陵及妃嫔、太子、诸王之葬及上所御殿，其外垣皆涂以红”。又《明史·礼志》：“正统二年谕：天寿山陵寝……工部钦天监官环山立界”。即顾书所谓“环山凡十口……凡口皆有垣”。明十三陵环山红垣始设于正统初（1437），至明季世代相沿已二百余年。据知明南、北皇陵“红门”之名必因其“外垣皆涂以红”式陵寝制度。且明藩“诸王之葬”例得与帝、后、太子葬制同式，依山营丧，环山皆垣，垣皆涂红。明《长安客话》卷4 《郊坰杂记·诸王公主坟》：“凡诸王、公主夭殇者并葬金山……诸妃亦多葬此”。明王士性《广志绎》卷2《两都》：“金山出城三十里，宫人不得附天寿陵者，咸葬金山。故朱门蜃墙，金铺绣脊，从高望之俨然”。明诸王、公主及后宫妃嫔不得附葬天寿山皇陵者，虽“朱门”俨然而不得逾制僭称“红门”。明封建礼制等级之森严于此朱、红一字之别可略窥一斑。亦证南城明益王墓垣茔门应不得僭称“红门”。
《明史·礼志》：“正统十三年定亲王茔地五十亩，房十五间；郡王茔地三十亩，房九间；郡王子茔地二十亩，房三间；郡主、县主茔地十亩，房三间”。对检南城明益藩茔地，僭礼违式远逾祖制。清康熙十九年刊《南城县志》卷1《山川》：“城东二十里：二仙山，地名水溅，明藩益庄王墓在焉。三十里：金华山，山内有明益端王之墓，因围四旁山塘田地四十里。五十里：资圣山，地名松溪，内有资圣寺，明益恭王柩厝此”。清同治十二年刊《南城县志》卷1 《山川》：“金华山：县东三十里，有明益端王墓，四旁山塘田地四十里。民坟在其中者许祭扫，不得再葬。草木茂盛，虎豹伤人……资圣山：在松溪庄上东南，有益藩墓城，有寺”。南城明益藩墓城茔地不但逾制占地四十里，禁民樵采入葬，且仿明南、北两都祖陵规制僭称“红门”。清同治《南城县志》卷5 《武事》引清康熙潘来《许少保战功记》：“康熙十五年丙辰五月……闽寇耿二营城东二圣山，其余沙坪、红门、梓木岭诸贼不可胜计”。清乾隆二十四年刊《建昌府志》卷4 《山川》：“南城东……梓木山：东十五里”。《南城县地名志》第132页：“沙坪：位于洪门西偏北6公里……清顺治年间王氏由抚州迁此。该地原是一片沙洲，故名”。清康熙初南城县东二圣（仙）山、沙坪、红门、梓木岭等皆在明益藩茔域。明益藩茔区“红门”又作“洪门”。清同治《南城县志》卷1《封域志·疆界》：“隅关之外为乡、都。明之……三十六都，县东三十里：洪门”。南城明益藩墓区“洪门”地名自明清以降沿袭至今，仅民国三十七年（1948）曾一度更名“藩门”，虽旋更旋复，时剧政促，却不失为南城古“洪门”地名与明益府“藩门”关系之有力佐证。
明方以智《通雅》卷16《地舆》：“地名异音……红、洪相通”。明万历何乔远《闽书》卷14《方域志·建宁府》：“洪山……有洪山庙，祀张式。式邑人，唐末率乡里御盗战死，血渍地上，因名洪山，以音近‘红’矣”。又《南昌县地名志》第180 页：“洪门头：宋末龚氏由福建迁此，因处西城庙……庙四周都刷了红漆，人称红庙，遂改名红门头，后演变成洪门头”。洪、红古匣母东部双声叠韵字，明清闽赣之际方音土语洪、红不分，地名多见红、洪混书互易。南城地志存录明益藩墓区“红门”或“洪门”地名虽音通字歧，但推敲字音文义，参酌明制清志，应以“洪门”为明益藩茔地本名。
南宋绍兴廿七年（1157）童宗说《旴江志》佚文：“南城……西辟洪泉门”（注：明《永乐大典》卷八○九一《十九庚·城·建昌府城》引。）。南宋开庆元年（1259）曾野《旴江前志》佚文：“西曰洪泉……治平三年（1066）郡守黄师道改‘红泉’。取谢灵运诗‘石磴泻红泉’之句。公改‘红’曰‘洪’”（注：详陈垣：《史讳举例》卷八《辽金讳例》，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1月版。）。 明洪武《建昌府图经志》佚文：“建昌府城西之门旧有二门，一曰红泉门……红泉门，正大西门也”（注：明《永乐大典》卷八○九一《十九庚·城·建昌府城》引。）。又清康熙《南城县志》卷1《名胜》：“城中……旧红泉门”。北宋治平三年黄师道改建昌城西门“洪泉”为“红泉”应系避辽道宗耶律洪基名讳（注：详陈垣：《史讳举例》卷八《辽金讳例》，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1月版。）。故南宋回改“洪泉”。至明、 清复名“红泉门”。与城东“洪门”分踞西、东而今、古、尊、卑相异。明益藩效南宋旧事改“红门”为“洪门”既避僭礼逾制罪又避城西“红泉门”名，与前引明人“朱门”、“红门”之笔鼎足成三，虽一字三别而有异曲同工之雅。
自秦汉一统，宗法世袭，古帝王族胤《南齐书·陈显达传》：“世祖武皇帝……克纂洪嗣”。作“洪嗣”。《南史·宋纪》：“明帝因猜忍之情……剪落洪枝”。作“洪枝”。《汉书·叙传》：“孝哀彬彬……彫落洪支”。又北宋王安石《除李璋制》：“以后家之洪支，为帝室之隆栋”。作“洪支”。晋陆机《答贾长渊》诗：“诞育洪胄，纂戎于鲁”。又梁王僧孺《从子永宁令谦诔》：“昭昭洪胄映策光书”。作“洪胄”。晋成公绥《正旦大会行礼歌》：“肇建帝业，开国有晋，载德奕世，垂庆洪胤”。又唐李白《天长节使鄂州刺史韦公德政碑》：“大彭之洪胤，扶阳之贵族”。作“洪胤”。晋陆机《赠弟士龙》：“绵绵洪统，非尔孰容。”作“洪统”。唐李华《含元殿赋》：“万有千岁，钟景祚于洪裔”。作“洪裔”。《三国志·魏书·管宁传》：“陛下纂承洪绪”。又《魏书·李冲传》：“朕以寡德，猥承洪绪”。作“洪绪”。秦汉迄明清，官书史牒凡皇家世系帝室公族每恭称曰“洪”。文例繁赘，无庸絮举。明张时彻撰《益庄王神道碑》：“王……太祖高皇帝七世孙，宪宗纯皇帝其祖也，父益端王”（注：清同治十二年刊《南城县志》卷九《艺文志·碑铭》。）。又明《益定王朱由木圹志》：“端王为孝庙宠弟……王绍斯洪绪焉”（注：陈柏泉：《江西出土墓志选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南城明益藩系序天潢，派列玉牒，其宗门茔地循大明礼制“诸王之葬……外垣皆涂以红”。又僭拟京师帝陵“红门”之名而巧借洪、红音同韵通易称“洪门”，口之耳之其红、洪无别，即符契朱明太祖洪胤宪宗洪嗣宗潢常仪又未逾礼僭制；笔之刻之虽红、洪有别，却帝绪皇统未坠又君、臣名分未泯，一音双字，尊卑有序，双字一音，嫡庶不紊，皆明封建王朝宗法等级制度及其礼教文化表征。
清康熙廿一年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卷12：“黄端伯，字元公，江西新城人，崇祯戊辰进士……益藩与郑芝龙结姻，横甚。十五年，端伯入京论之”。清道光徐鼒《小腆纪传》卷16：“益王居建昌，与郑芝龙结姻，势横甚。端伯疏论之。益王亦劾端伯离间亲藩及出妻、酗酒事，有诏候勘”。又明遗民查继佐《国寿录》卷2 《黄端伯传》：“弘光中特疏益王不谨，后必难问……矫必自制”。黄端伯本南城邻县建昌府属新城县籍，所论明益藩“横甚”僭越矫制诸事当出自亲睹亲闻。明季天下藩封尚未见王墓号“洪门”又或“俗呼红门”（注：清同治十二年刊《南城县志》卷一《山川》。）者，明益藩虽狡弄红、洪同音文字障眼法而实难脱僭妄之嫌。黄端伯崇祯十五年专程“入京与益王相讦”（注：（清）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十，中华书局1957年5月版。）应及“洪门”矫制事。
综上考述：一明南都孝陵“红券门”与北京十三陵“红门”之名皆发端于明帝王陵寝制度。二南城明益藩墓城僭号“洪门”又“俗呼红门”或更称“藩门”亦派生于明帝王皇陵规制，由京师祖陵“红门”演变得名。三“红门”与“洪门”在封建等级语言学中的递生关系是明封建王朝宗法社会皇权与王权、皇陵与王墓等级制度的历史反映。四明南、北、中皇陵“红门”及亚文化模式的南城明益藩墓城“洪门”被明遗民旧臣视为列祖列宗山陵的象征。
二、洪门与明益藩
清嘉庆十六年五月七日广西巡抚搜获东兰州天地会成员姚大羔藏《会簿》：“起手不离三，开口不离本”（注：清史资料丛刊《天地会》（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众释纷纭，莫衷一是，循环辩证，迄无笃论。堪称“洪门”核心史谜。史家考“三和本都指的是洪：三指洪的偏旁，本指洪的含义”（注：胡珠生：《清代洪门史》，第47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说颇近实惜未罄其底蕴。《汉书·诸侯王表序》：“秦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土藩翼之卫”。明《万历野获编》卷4《宗藩》：“嘉靖九年……上手作书与诸宗藩，欲将帝子应封者俱止为郡王而亲王次子俱封镇国将军。先以书示少傅张璁，璁谓：果如此，天下将谓主上薄于本根”。在封建专制社会官方通行话语系统中“本”义指帝室宗藩，推生及死，又兼指帝王陵墓。明遗民彭孙贻《平寇志》卷2：“崇祯八年正月丙寅，贼首扫地王、 太平王长驱至凤阳……焚皇陵楼殿，燔松三十万株”。明崇祯十六年杨士聪《玉堂荟记》卷上：“皇陵之变，烧毁明楼……金顶被穿一穴，不知深浅，地方官多讳之。自此连陷藩封，皇子继薨，得非根本之地有所摇动而然欤”（注：《清代禁毁书丛刊》第一辑，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1977年版。）（加重号原书自圈）。明季朝章邸报皆视南、北二京及中都凤阳皇陵为“万世根本之地”（注：（明）吴世济：《太和县御寇始末》卷上。）。官书私志，数典必崇皇寝，述本必尊祖陵，喋喋不疲，例不絮举。检姚本《会簿》：“长房吴天成在浙江，旗号
姚本《会簿》：“上有君臣结紫殿，出手开声不离洪”。与“出手不离三，开口不离本”互读成证。检清同治《南城县志》卷1《山川》：“城内：新紫殿后泉，俗呼红门泉”。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藏抄本Oriental 8207 B2《会簿》：“五人……流落红门”。皆南城明益藩墓城“洪门”同音异写。姚本《会簿》“紫殿……不离洪”与南城地方史志“紫殿……红门”对勘，早期天地会簿开宗明旨的创盟秘诀“出手开声不离洪”所蕴藉神秘的“洪门情结”必源自南城明益藩茔制墓事。此“洪门”与明益藩关系内证一。
姚本《会簿》：“满山树木朱中兴……松柏林中是我家”。贵本《会簿》：“松柏为号……松柏林中洪姓子”。英本O 8207 D《会簿》：“公主骑马居前过，左松右柏是我家”。以山陵松柏为朱家中兴根基，虽频经史家注引，因皆未谙“洪门”本南城明益藩茔山墓城而未克成释。史谓“松柏乃冢上物”（注：清同治十二年刊《南城县志》卷二《宫室》。）。南朝梁萧统《文选》卷29《古诗十九首》：“遥望郭北墓……松柏夹广路。”唐李善注引东汉仲长统《昌言》：“古之葬者，松柏梧桐以识其坟”。前引明凤阳皇陵“松三十万株”。北京十三陵“自大红门以内，苍松翠柏无虑数十万株”。又明遗民方文《涂山续集》卷1 《戊申正月初四日恭谒孝陵感怀六百字》诗：“瞻彼钟山阿，佳哉郁葱气，其上为孝陵，其下孝陵卫，松柏千万株，尽作虬龙势”。明南、北、中都皇陵“红门”之内“满山树木”之繁茂史不绝书，颇系明遗民旧臣“松柏林中”故国之思。但明季崇祯子弟已被农军清兵诛除净尽，而经清廷反复查实勘定的“闽、广、江西等省天地会”（注：《福建巡抚张师诚奏闽广赣等省天地会所传洪二和尚起会根源片》，载《天地会》（一），第150页。）根据地境内明朝宗国称大藩者首推南城益府。明万历《建昌府志》卷1《形胜》：“南城县：金华白云， 罗汝芳诗……松楸一望余无际，胤祚千年远未涯。金华山：在东三十里，益端王葬此”。清同治《南城县志》卷1《山川》：“明益端王墓， 四旁山塘田地四十里……草木茂盛，虎豹伤人。益庄王许民出入采取茅枝，虎患始息”。南城明益藩墓山“洪门”松柏一望无际，林木之盛竟至虎豹伤人，其四十里茔域“满山树木”之数几出明南、北、中都陵寝之右。实“闽、广、江西等省会匪”（注：《闽浙总督汪志伊奏查获天地会会簿盟单片》，载《天地会》（一），第151页。）啸集潜聚之渊薮及“洪门”会党“满山树木朱中兴”又“松柏为号”抗清复明运动精神圣地之象征。此“洪门”与南城明益藩关系内证二。
姚本《会簿》：“有人问：尔头上有水？答曰：脚下有火”。顶水踏火，状类神魔，此语玄机，从无人破译，亦无从破译。贵本《会簿》：“天生生水水生天，地生生火火相连，此卦命成天地格”。英O 2339《会簿》：“天一生水水为先，地二生火并相连，水火合成天地格”。似水火天地之间又隐寓一“木”字，即《说文》：“格，木长貌”。检《明史·诸王世表》：“洪武中，太祖以子孙蕃众，命名虑有重复，乃于东宫、亲王世系各拟二十字，字为一世。子孙初生，宗人府依世次立双名，以上一字为据，其下一字则取五行偏旁者，以火、土、金、水、木为序……燕府后为帝系，曰：高瞻祁见祐，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靖迪先猷”。史家“考明代帝系，熹宗、庄烈二帝名始及由字，其它王府亦多不出十字”（注：《明史·诸王世表》。）。明清鼎革之际南城益府宗姓存世多常、由、慈、和四辈。明崇祯七年十二月翰林院奉敕撰文《大明益王圹志》：“王讳由木，于端王为六世孙。父曰敬王……子七：长慈炱”（注：陈柏泉：《江西出土墓志选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明史·诸王列传》载益“敬王常
贵本《会簿》：“僧长万云龙，号慈光……拜万云龙为大哥在高溪起义”。英O 8207 D《会簿》：“万云龙……出家法名和满”。又英O 8207 B1《会簿》：“万云龙大哥……法号云龙”。号慈号和，自相
姚本《会簿》：“万兄带兵顿长江”。守先阁本《会簿》：“福建省……万云龙大哥。”贵本《会簿》：“长林寺……僧长万云龙号慈光”。英O 2339《会簿》：“广东省惠州府石城县太平寨白鹤林岳神庙……万大哥，满面胡须，身材高大猛勇过人。众人道：愿拜尔为大哥。时雍正甲寅年七月廿五日丑时插血立誓”。又英O 8207D 《会簿》：“经过浙江省万云山，万云龙乃本处太昌府扶婆县人氏”。清嘉庆十一年《护理江西巡抚先福奏告示民人天地会渊源俾免为煽惑片》：“江西省拿获福建杜世明案内……供称：广东、福建、江西、山东吃天地会的人都要扶助朱洪竹，山东有个万大哥那里人势更强”（注：《天地会》（一），第148页。）。天地会祖万云龙其人不但号慈号和皆南城明益藩宗室行辈派名，其本贯里籍亦时闽时浙时粤时鲁，出家修持又或岳神庙或长林寺，盟会时间则上至清康熙下迄雍正，神龙见首不见尾，云中偶露一鳞半爪，回光幻影，扑朔迷离。史论万云龙为“城府极深大彻大悟的大聪明人，眼看……大局已去，痛感前非，转变立场，转入地下，深化认识，立天地会以留反清复明之根苗，恐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注：《天地会创始人及起会年代考证》，《东南文化》1993年第1期。）。竟考称万云龙即策动郭义、蔡禄等郑成功将领和满降清同时又立天地会反清复明，文冗陋不具引。其逻辑之混乱，立论之悖谬实骇人耳目。门外扪史，贻人笑柄，检清乾隆帝《谕江西巡抚何裕城实力查拿江西天地会》：“朕恭阅世宗宪皇帝实录，从前江西有传布邪教之案……江西与闽省接壤，或有此等邪教辗转流播，私相传习”（注：《天地会》（一），第75页。）。清帝不为闽、粤、浙、鲁天地会案伪供所惑，疑“毗连闽粤”（注：《天地会》（一），第75页。），境邻浙鲁的江西省为天地会渊窟，实一语中的。清顺治八年七月廿三日江西巡抚夏一鹗题本：“余党恃险负固，蹂躏庐陵、泰和、永新三县界连地方，焚劫杀掠，势甚猖獗……吉安一郡紧与楚邻，红孽披猖”（注：《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下），第286—28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5月版。）。清档顺治八年江西腹地已见“红（洪）孽”记载。又清康熙赵执信《饴山文集》卷10《中大夫福建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先祖叔韫退赵公暨元配张淑人合葬行实》：“（顺治十三年）出为江西按察使司副使分巡湖西道。江右新附，山贼未靖。公驻节吉安，所属永丰及邻境之新淦、峡江、兴国山谷深阻，郁为盗薮……而剧盗万云龙者，破吉水、新喻二县，既获复逸去，公坐是夺俸。云龙辗转楚、闽间，多死党，一日能知千里外事。公百计钩致，越二年，竟擒之”。清顺治十五年（1658）江西按察副使赵进美擒获“巨盗万云龙”事与英O 8207 B1《会簿》：“云龙祭旗立纲常，带兵前去出战场……收殓大哥尸身转，走到江西漳岗山”又葬在“江西省的白狗洞”等会内秘传吻合。据知天地会祖“万云龙”确有其人，确有其事。其活动地域根于江西而旁及楚、闽邻境又“一日能知千里外事”会党遍布闽、粤、浙、鲁数省，为“洪（门）孽”剧魁。此“洪门”与明益藩关系内证五。
姚本《会簿》：“少林寺被火尽焚……惊动岳神朱光、朱开二圣”。阁本《会簿》：“兄弟十八人登时化开一条火路，求到二位老僧名朱光、朱开……朱光、朱开二位老仙化阵黄气各如云桥，兄弟同过此桥”。又“众兄弟拜朱光、朱开二位神明”。英O 2339《会簿》：“朱光、朱开二仙……化做二板桥渡过五人”。英O 8207 D《会簿》：“朱开、朱降下凡，化成黄、黑二路救出一十八个难僧”。英O 8207 G1 《会簿》：“当年火灭少林寺之时……有朱江、朱开二位大罗神仙救护”。秦宝琦译荷兰施列格《天地会》作“朱刚、朱开两个神灵”。姚本《会簿》又异写为“朱洪、朱夸”。考《宋本广韵》卷1：“开、奒，苦哀切”。姚本“朱夸”应即“朱奒”抄误，证“朱开”之名仅有其音而无定字。《宋本广韵》卷1：“炱，徒哀切”。与开、奒皆同韵部字。开（溪母微部）、炱（透母之部）溪透邻纽之微通转方音无别，“朱开”其人应即明益末王朱慈炱化身。明万历《建昌府志》卷4 《封建·益王世表》载：“辅国将军：常洚……常江”。洚（匣母东部）、江（见母东部）见匣旁纽叠东为韵。又明季方以智《通雅》卷16《地舆》考明韵“东、冬同音”。光（见母阳部）、刚（见母阳部）、降（见母冬部）与江字见纽双声，东阳旁转，音同韵通。明益藩王孙朱常洚或朱常江应即天地会祖“朱降”或“朱江”两神的三界肉身，民国肖一山辑《会簿》或异写为“白狗洞朱昌”。其人又与“朱洪英太子”有染。贵本《会簿》：“五祖带支人马退入白苟垌。团团围住，太子绝粮而死……在白苟洞万云龙大哥碑前”。阁本《会簿》作“朱洪英太子走到白口洞中自刎而亡”。秦译施列格《天地会》称“江西省的白狗洞”。光、昌牙齿声混迭阳成韵，土音相通。证“洪门”始祖“江西省的白狗洞”朱昌、万云龙、朱洪英太子者流皆明益府宗庶。检《南城县地名志》第178 页：“白果寨：位于南城、临川两县交界处。传说清初李氏居此……占山为王。后被清兵剿灭”。狗、苟、果皆见母双声通用字。南城“白果寨”或即“江西省的白狗洞”为明益藩武装集团进窥抚州，退保建昌的前哨据点。此又“洪门”与明益藩关系内证六。
姚本《会簿》：“有两板桥……失落一板在水。如今那一板桥往那里去了。答曰：洪武主大战泡洋（鄱阳）湖，捞去架江东桥去了。又问：桥是何人所造？答曰：是朱洪、朱夸二人所造”。坐实“洪门”朱氏造桥与江右关系。英O 8207 G1 《会簿》：“过桥进大洪门……到洪门题诗一首。诗曰：洪门今已重开，花亭坐上祖公来，只为过桥盟义合，扶持明主坐龙台”。英O 2339《会簿》：“渡过浮桥入洪家……朱家造就洪家过，不过此桥是外人”。英O 8207 E3 《会簿》：“桥上过……又到洪门一座”。英藏《会簿》除将姚本“朱洪、朱夸二人所造”抄正为“此桥原系……朱光、朱开造成”（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藏O 2339抄本。）。其点晴之笔为“过了此桥又到何处，又到一度大洪门”（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藏O 8207 C1抄本。）。 “大放洪门……架桥开圩”（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藏O 8207 B1抄本。）并称之为“红桥”（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藏O 8207 B1抄本。）。“过了洪桥骨肉亲”（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藏O 8207 D抄本。）。“洪门大会，桥头相会”（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藏O 2339抄本。）。锁定各本《会簿》所谓“江东桥”或“东桥”（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藏O 8207 E3抄本。 ）与南城旴江东岸明益藩墓山“洪门”的史地衔接关系。检清康熙《南城县志》卷1《津梁》：“太平桥在东川门外。旧为浮桥。宋嘉祐五年郡守丰有俊创立石桥……国朝顺治乙酉毁于火。丙申郡守刘公道著、邑令李公正蔚复建。康熙壬寅桥上市民失火悉烬无遗”。南城太平桥为直通城东“洪门”明益藩墓山津梁。清顺治二年、康熙元年迭毁于火，或非偶尔。又清康熙《南城县志》卷1《形胜》：“东郭虹桥即太平桥， 在郡东门外旴江之上……县东北五里乌龙潭”。虹、红、洪声同韵通，南城太平桥一名“虹桥”与天地会簿“红桥”、“洪桥”史谣义贯音通。其“乌龙潭”南“太平”桥名尤与英O 8207 C1《会簿》：“初进洪门……渡过乌龙见太平”。“洪门通入太平地”（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藏O 8207 D抄本。）。又“到太平圩……顺水游游到太平”（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藏O 8207 C1抄本。）诗诀印合，应非偶合。检明嘉靖十九年八月益庄王朱厚烨撰《益端王墓碑》：“其有惠爱于民者……郡东有太平、通福二桥，实通闽浙，尝圯于水，厚帤藏以助有司修理，往来称快”。南城郡东二桥确本明益藩“朱家造就”。明罗汝芳《太平桥记》：“庚辰（万历八年）腊月桥北民舍灾，延及桥…事闻益藩潢南殿下，捐金首倡”（注：清同治十二年刊《南城县志》卷九《艺文志》载。）修筑。又万历三十一年十二月翰林院奉敕撰《大明益宣王圹志》：“王自奉藩以来，其善行非一，即如林之笔尤未易书，姑试纪其大者……佐驾太平之桥”（注：陈柏泉：《江西出土墓志选编》。）。明嘉万间益府诸王对太平桥迭圯迭修，天地会簿“朱光、朱开造成”口碑诗史信不为诬。明益藩诸王“捐金首倡”，“厚帤藏以助”地方“佐驾太平之桥”并非惠民善行而出诸一己私利。明嘉靖朱廷臣《通福桥记》：“郡城东二里为东江，乃闽粤吴楚往来孔道也。宋太守方演孙建桥以济，名曰通福。元末燹于兵……益王世子奉其母妃葬金华山，道出于兹，悯民病涉，毅然兴复，发金萃材，鸠工募役，命内官张杰、工正朱凤董其事。八墩七门，中为复道，覆以房，仍旧制也。唯崇石于墩，圜石为门，上为石道，向者板木俱置不用，则殿下之规画因详鉴前之木性不坚，概易以石而图永固者也。始事于庚子（嘉靖十九年）孟秋，落成于壬寅（廿一年）仲夏。事竣左史张默、右史王公福请记，殿下初不有其功，固请再三乃谕命廷臣纪其颠末”（注：清同治十二年刊《南城县志》卷九《艺文志》载。）。剔去益府内官属吏溢美浮辞，南城东江诸桥“朱家造就”之真实背景，皆为明益藩旴江东“洪门”茔山墓事。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建昌府籍乡宦黄端伯入京疏参“益王不谨……矫必自制”又明益藩墓城矫称“洪门”之明季，南城县又大兴土木修筑东跨旴水直通“洪门”的万年桥。清康熙《南城县志》卷1《津梁》：“万年桥：崇祯甲戌副使吴麟瑞倡立石桥，二十四垒延石九层，为湖东诸郡冠。邑人捐赀……顺治丁亥年始竣厥功”。万年桥自明崇祯七年（1634）动工，清顺治四年（1647）落成，工期横跨明、清二代长达14年之久，其“捐赀”倡督之功当首推“势横甚”的明南城益府而为清志讳没。清康熙张世经《万年桥碑》载万年桥工“郡邑各属吏及绅衿富民皆跳往助之……庶民子来，百堵皆作，十千维耦，如云如风”（注：清康熙十九年刊《南城县志》卷十二《艺文志》载。）。成千上万各邑民夫于明清易祚血雨腥风之际“洪门”创盟刀光剑影之秋14年湮灭成谜的“洪门”筑桥佚史，在天地会簿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烙印。值得应幸的是南城“太平”、“万年”二桥历经数百年岁月仍“如双
姚本《会簿》：“公主奇马路上过，松柏林中是我家。英O 8207 D《会簿》：“公主骑马居前过，左松右柏是我家。”皆“我家……公主”明藩宗女“洪门”逸踪。姚本《会簿》：“问尔几多堂下？答曰：上堂三间下堂二间共五间。问尔横堂几多？答曰：一片九间一片十间……问别人屋左右一样，然何尔一边多少？答曰：那一间是公主乡房”。检《明史·礼志》：“正统十三年定……郡王茔地三十亩，房九间；郡王子茔地二十亩，房三间；郡主、县主茔地十亩，房三间”。明益藩“洪门”茔制颇涉矫僭。其朱家“公主”则稽史有征。考英O 8207《会簿》：“松柏林中洪祖母，金娘改我做洪英……金氏祖母来相正”。又英O 8207 B1《会簿》：“始祖朱洪英， 妣金氏九娘……邦恒不欺共来朝”。又“朱氏洪英皇太祖，金娘原是立东宫……邦恒不欺吾明主”（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藏O 8207 B1抄本。）。英O 8207 D 《会簿》作“朱氏金娘”。贵本《会簿》称“金氏夫人……金氏邦恒”。各本《会簿》“金娘”、“妣金氏九娘”、“金氏祖母”、“金氏夫人”或“朱氏金娘”又称“松柏林中洪祖母”，应即“松柏林中……公主”。其子名“金邦恒”。检明万历四十一年三月“益藩罗川王朱由
姚本《会簿》：“令旗发出去打清，宗公招集天下知……三共宗公游四海”。明遗民方以智《通雅》卷24《官制》：“汉有宗伯，乃宗正卿……晋灼曰：宗伯、宗正也。近时宗人府以勋戚领之”。又明万历《建昌府志》卷4《封建·宗学》：“本藩夙建宗学，三世于兹。 至万历三十九年始立宗正一、宗副二，约束诸宗”。明季以勋戚领宗人府职事亦见于南城益藩“宗正”、“宗副”佚制。检清乾隆李天根《爝火录》卷11：“乙酉六月壬子朔，益王由本起兵建昌……悉以战守机宜委永宁王慈炎及罗川王由
姚本《会簿》：“松柏林中是我家……七宝红钱游天下，八座金鸾（銮）是我家”。天地会簿隐语密诀，微言曲义又讹文错字，三豕涉河，帝虎鲁鱼，多无从索解，亦从无解索。检清康熙《南城县志》卷1 《山川》：“七宝山：明益恭王世子墓在焉”。又明翰林院撰《大明益宣王圹志》：“万历癸卯十二月初三日子时，奉王柩及李妃、孙妃二柩合葬于南城县十都七宝山，是即昭王之墓侧也”（注：陈柏泉：《江西出土墓志选编》。）。明益藩自端王弘治八年（1495）就藩建昌开国南城至明季覆国百五十年间共封端、庄、恭、昭、宣、敬、定、末七世八代益王。姚本《会簿》：“七宝……八座金銮是我家”歌诀与英O 2339 P《会簿》：“羊羔美酒是我家……本是大明富贵家”史谣又贵本《会簿》：“问：你头咁平。答：平天一字王”隐语互证，皆南城明益藩生衍七世八王卒葬七宝史事演义化出。其“七宝八座”的晦涩记录不啻为传嗣七世八代的明益府宗祧独特的遗传基因信息识别系统，将明季燕府“常由慈和”字派繁茂的血缘谱系树嫡庶难分真赝不辨的金枝玉叶帝胤王裔有效地排斥出“洪门”起源史研究，成为明季“洪门”创盟于南城明益藩最可靠的遗传学标志。此“洪门”与明益藩关系内证十。
姚本《会簿》：“少林寺人等就领先锋就去征西鲁番。不用一兵将，只得寺内一百二十八人就与西鲁番交战对垒，西鲁番败走，死者不计其数。少林寺人等打得胜鼓回朝……奸臣一时兴兵追赶，惨极，一十八人走越四年走至海”。贵本《会簿》：“御林军数万暗带硫磺引火之物……少林寺被火尽焚”。阁本《会簿》：“三千御林军各带硝磺火药放火烧少林寺，众僧……烧死一百一十人，只剩十八人。”各本《会簿》异口同辞绘声绘影的“火烧僧寺”故事为“洪门”秘史头号悬案。史家多泥执闽寺，各凿一据，各囿一地，皆未通“洪门”史蕴，不足征信。检清康熙《南城县志》卷1《山川》：“资胜山，地名松溪，内有资胜寺，明益恭王柩厝此”。清同治《南城县志》卷3 《水利》：“四十都：和尚陂，资胜寺东南”。其“和尚陂”地望密迩明益藩墓城“资胜寺”。检《南城县地名志》第134页：“禾尚庄：位于洪门东偏南8.5公里山岗上……因周围田亩大部分属于华林峰和尚寺所有，故称和尚庄。清朝中期，此村被焚”。又“华顶峰：位于洪门乡境内，东接禾尚庄……古时，山间有一华光寺，因而得名”（注：《南城县地名志》，第182页，江西省南城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1986年10月版。）。林、顶土音混通，文无定字。其祸及“和尚庄”被焚的华林（顶）峰“华光寺”为天地会佚史头号盲点。清同治《南城县志》卷1 《山川》：“三十七都：华林峰，硝石西北，有殿……龙潭，华林峰下，旱祷輙应。”华林（顶）峰古“华光寺”清中期被焚后在清修方志中亦删弃无遗。其寺当系明益藩墓祠享殿明季废舍为梵院。检贵本《会簿》：“花亭聚义同饮水，松柏林中是我家”。英O 2339《会簿》：“留在花亭伴帝边”。英O 8207 D《会簿》：“入到花亭忙跪下……花亭结义洪英会”。又英O 8207 B1《会簿》：“义结花亭靔
姚本《会簿》：“青气为天，黑气为地，山乃为合。青黑山：青为天号，黑为地号，山为会号”。皆意晦义湮，史未能明。检明遗民陈孝逸《癡山集》卷5 《哭迎先兄壶山归柩以礼改殡挽十二首并作纪事》诗：“破家结客健儿场，欲辟飞龙海上疆……历历苦忠后不传，坐看白日黑青天”（注：《清代禁毁书丛刊》第一辑。）。清同治《南城县志》卷8《流寓》：“孝逸字少游，常寓南城章山寺，与徐拙庵、邓止仲、肖明彝友善”。明南城遗民陈孝逸为临川陈际泰子。清同治十一年刊《建昌府志》卷8《寓贤》：“陈际泰字大士，临川人……崇祯甲戊进士，十五（年）官行人，奉差益藩”。陈际泰《已吾集》卷2《朱凌寰近稿序》：“王孙朱凌寰……执义于余而称师”（注：《清代禁毁书丛刊》第一辑。）。陈氏为明益藩永宁王朱由
姚本《会簿》：“木立斗世天下知，顺天兴明合和□，扶明绝清登龙位，同心协力讨江山”。此诗经天地会众口耳相传，风靡山海。清乾隆五十二年正月廿一日《许阿协供单》：“小的系饶平县上饶乡人，年三十岁，平日卖酒曲生理……传授了小的四句诗，小的还默写得几句。头一句是日月车马三千里，第二句忘了。第三句是木立斗世知天下、第四句是顺天行道合和同”（注：《天地会》（一），第70页。）。又乾隆五十二年二月廿七日《林功裕供单》：“教小的诗句：洪水漂流泛滥于天下，三千结拜李桃红，木立斗世天下知，洪水结拜皆一同”（注：《天地会》（一），第87页。）。因天地会底层徒众论授误受谬忆错诵，其诗诀“不能记忆齐全，或一句二句有互异者，亦有相同者”（注：《天地会》（一），第69页。）。但“木立斗世”四字显系原版完璧，并引起清廷鹰犬高度警惕。《两广总督孙士毅奏盘获并审讯天地会许阿协等情折》：“传授诗语诱令入伙……率皆俚鄙之词不成文理。诘之亦别无意义。唯内有‘木立斗世知天下’句似系隐语，必有所指。严加究诘，该犯等始犹支吾不吐，加以刑吓，始据供称：木字系指顺治十八年；立字系指康熙六十一年；斗字系指雍正十三年；世字因天地会系起于乾隆三十二年，故以世字暗藏。臣闻之不胜发指，复加严讯，据供凡入会之人晓得此句歌诀者居多”（注：《天地会》（一），第69页。）。许供本系清吏“刑吓严讯”逼供诱供的产物，附会穿凿，逻辑乖悖。即从字面拆解“斗”字也不符雍正朝十三年数。清君臣已疑“此会起于何时，不必拘泥许阿协所供，以乾隆三十二年为始”（注：《天地会》（一），第79页。）。可谓深谙清狱爰书谳词之弊。江湖浪传二百余年不衰的“木立斗世……隐语”因俚鄙之臆猜刑吓之曲供遂积淀为“洪门”谜辞《海底》死语，海内外洪学界有心问津无力运斤。今检贵本《会簿》：“木立其师是本世”。英O 8207《会簿》：“木立其师成斗世”。英O 2339《会簿》：“木立斗世师傅”。证“木立斗世”为“洪门”祖师佚号隐名。对检清康熙十二年刊《新城县志》卷2《寺观》：“南谷寺：在县北十五里八都。南唐保大中建，旧名龙安院。宋治平间改安福院。明弘治间僧息庵迁居九都南谷，在县北二十五里。皇清顺治戊子毁。壬辰僧元谥同僧道信众建。康熙元年请禅师墨历主法席，改称南谷寺……廪山塔院：皇清顺治十七年僧墨历建”。清乾隆十六年刊《新城县志》卷14《寺观》：“南谷寺……康熙元年请禅师墨历主法席”。墨历即明遗民泰斗方以智、字密之号曼公，参加南明政权抗清失败后“变姓名……为僧，更名弘智，字无可，别号药地”（注：《清史稿·方以智传》，中华书局1977年8月版。）等。方氏《浮山文集后编》卷1《书周思皇纸》自称：“壬辰（清顺治九年）八月止匡庐……七年中五变姓名”。入赣后尤谲名诡号，年换地移。值得注意的是方氏仅隐身赣闽之际建昌山区十数年间自号颇契天地会“黑为地号”秘诀的“墨历”。更令人惊诧的是“墨历又谐音为木立”（注：侯外庐：《方以智全书前言·方以智的生平与学术贡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或异写为“木立”。清康熙《新城县志》卷9《仙释》：“皇清……僧弘智，字木立”。清乾隆《新城县志》卷14《仙释》：“僧弘智字木立。著《泡庄》、《通雅》诸书”。方氏变名“木立”主持新城山寺前曾长期息影匿居南城。清同治《建昌府志》卷8《寓贤》：“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都御史孔炤之子也。明崇祯庚辰进士，授翰林检讨。后披缁为僧……登匡庐五老峰。入旴江访徐芳荷叶山中，适芳它出，就所居草庵栖止三阅月，人不知为何等头陀也。芳之兄英见其扇头书咤曰：此桐城方密之笔也，捉臂前诘，不得匿。复柱杖景云、又入资圣及新城寿昌诸刹，往来数十年，一时名人无不从之游”。又徐芳《西江游草序》：“予同籍密之……戊戌（清顺治十五年）冬访予山中，因止旴、黎间”（注：（明）方文：《涂山续集前编》，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人别集丛刊》版。）。徐芳即陈孝逸密友徐拙庵，为南城明遗民秘密社会重要人物。方以智经徐芳引介隐匿荷叶、资圣、景云诸刹皆在南城明益藩“洪门”墓区。清同治《南城县志》卷1《山川》：“资圣山：在松溪庄上东南，有益藩墓城，有寺……荷叶山：拔起平畴，双溪环汇，明徐芳读书其中”。又“荷叶寺：四十四都荷叶山”（注：清同治十二年刊《南城县志》卷二《寺观》。）。其“景云”、“资圣寺”皆系明益藩墓城享殿废施为寺。清乾隆《建昌府志》卷22《寺观》：“景德寺，旧在府治东，名景云……明弘治间改辟益藩殿”。清同治《南城县志》卷2《寺观》：“资圣寺：四十都。始萧梁为万松禅寺……南宋建炎赐额资圣。咸淳勅改功德。万历四年益府采为寝园。国朝兴复寺院，仍宋资圣额。邑僧多于此受戒”。明遗民领袖方以智颇具传奇性地长期隐匿南城明益藩“洪门”墓祠废寺并师益府“红门”、“洪门”故智一音两号“墨历”、“木立”，与天地会簿“黑为地号”、“木立斗世”歌诀隐语互勘成证，对“洪门学”与明清秘密社会史及方以智研究的革命性影响实不难估评。姚本《会簿》“斗世”又作“斗市”（注：《天地会》（一），第31页影印原件。）。天地会诀世、市音同字异，赣闽边方言土语混用，孰为本字尚应辩证。检阙名朝鲜人《皇明遗民传》卷1：“方以智字密之，崇祯庚辰进士”。方氏“进士”声名已远播海外。考清康熙五十二年“八闽后学东海卓亭子录并订”刊明佚名《新刻江湖切要》卷上《官职类》：“进士：斗士”。士、市双声迭韵字，闽赣边区方音译写或秘密社会方言异写字借义移，形谊两失。笔者首揭天地会隐语“木立斗世”为“木立进士”。清康熙十年死于“粤案”的“木立进士”方以智应即贵本《会簿》所谓“二户插草方大洪，红旗飘飘镇广东”的“洪门”祖师“方大洪”原型真身。此“洪门”与南城明益藩关系内证十三。
姚本《会簿》：“木杨城内米满仓……木杨城内招兄弟”。贵本《会簿》：“渡过乌龙见太平……桥心一看木杨城”。其“木杨城”当与南城“洪门”、“太平桥”邻境。1985年广西田林县江洞村发现的《天地会文书》抄本即田本《会簿》：“扶起明主座木阳”。“杨”字异写作“阳”。英O 8207 D《会簿》：“挖土筑城名穆杨城……滴血盟心本姓洪，穆杨城内拜主公”。英O 2339《会簿》：“万种传落在杨城……洪米为宝镇杨城”。又繁构为“穆杨城”或简称“杨城”。笔者综计英藏诸本《会簿》“杨城”或“木杨城”等成辞达106例。 天地会簿门必入“洪门”城必入“杨城”，堪称“洪门学”最具流民文化色彩的“水浒式”童话城堡。学者聚讼百年，未得其门而入其城。天地会史权威罗尔纲先生曾有“几经诠释，终苦不得其解”（注：罗尔纲：《困学丛书》，第598页。）之叹。陈宝良破读“木杨城，杨当为阳之讹”（注：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第10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版。）写，疑“杨”非本字。王学泰考“木杨城可能是牧羊城之讹”（注：王学泰：《燕谭集·木杨城之谜》，新华出版社《学人文库》1997年10月版。），又疑“杨”为“羊”，皆极中肯綮。检明天顺五年刊《大明一统志》卷54《抚州府·山川》：“羊角山石：在府治谯楼前，俗传有人自西蜀青城山来……扣石云：青城山有书。石忽开，书入复合，人亦不知所往”。明崇祯七年刊《抚州府志》卷4 《地理志·山川纪》：“羊角山，府治位焉，左有石笋出土中如羊角。昔传有自蜀青城山来者，叩角致书而石开。后人神之，扁为‘羊角洞天’……东北低处为莲花废寺，有石横出如羊脚曰羊脚石，谚或以为羊城”。又1982年抚州市出土明万历四十二年十二月临川汤显祖撰《明故南营聂公暨冯氏孺人合葬墓志铭》：“公讳云程、号南营……家宅羊城”（注：《江西出土墓志选编》，第434页。）。抚州“羊城”俗名，不见于明天顺中官志，崇祯志虽首录“俗谚”而讥其“事非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注：明崇祯七年刊《抚州府志》卷四《地理志·山川纪》。）。清康、雍诸志始津津于此“故谚谓羊城”（注：清康熙二十七年刊《抚州府志》卷三《山川》。）故事。其名当为明嘉万“后人神之”而流行于明末清初。检《左传·昭公廿七年》：“阳虎”。《定公五年》作“杨虎”。《左传·昭公廿八年》：“梗杨”。《国语·晋语》作“梗阳”。《左传·成公十七年》：“夷阳五”。《国语·晋语》作“夷羊午”。《山海经·海内南经》：“枭阳国”。《淮南子·汜论》、《文选·吴都赋》皆作“枭羊”。又《楚辞·哀时命》：“枭杨”。南宋洪兴祖《补注》引东汉张衡《玄图》作“枭羊”。杨、阳、羊双声迭韵通假字，古俗混用，例不胜举。天地会簿“杨城”俗诀实滥觞于明季抚州“羊城”俗谚，原始会簿又加密繁衍为“木杨城”或“穆杨城”。清康熙五十六年刊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卷2 《益藩扰湖东》：“郡藩永宁王慈炎及罗川王……提兵出湖东，复建昌，乘胜拔抚州及进贤县。先是，永宁之走宁都也，罗川与艾命新拔抚州而不能守，退师许湾，招集贵、东、安仁兵近二万。永宁复抚、建，罗川率兵来合，约分道进恢江省”。抚州唇齿南城，与建昌鸡犬相闻，皆福建门户入闽孔道。英O 8207 G1《会簿》：“唐王始立木杨城……尽把胡人一扫平”。英O 8207 B1《会簿》：“唐皇始立木杨城，云龙重修显威名”。又清乾隆《爝火录》卷13：“永宁王慈炎招连子峒土兵数万复建昌，入抚州……唐王赐号龙武新军”。明益藩诸王创盟“洪门”聚军抗清，其前期战役皆围绕抚州展开，与福建隆武朝犄角相倚，战略上有力屏障了唐王政权侧翼。清康熙二十七年刊《抚州府志》卷13《兵氛》：“顺治乙酉夏大兵克江西……明建昌益藩募兵数千驻府为守御计。大兵至，奔散，城内外死者数万人。以吴汝学镇守。是秋，永宁王自闽率峒寇万余人入据抚州，大兵围之三月始克”。又清顺治“戊子金声恒、王得仁叛，事闻命禁兵致讨，围之南昌半年，其帅张自盛等驻抚州招募亡命，众至十万，深山穷谷无不搜掠，至己丑年正月事平……康熙十三年四月逆藩耿精忠踞闽叛，遣伪将军易明攻抚州，城守游击杨玉，守备王士质从逆，七月初六日城陷，土贼乘间盘踞各邑”（注：清康熙二十七年刊《抚州府志》卷十三《兵氛》。）。自清顺治六年至康熙十五年30年间，建昌门户入闽咽喉“羊城”抚州一直是南明残余势力与满清反复争夺割据的军事冲要之地。时明时清数度易手，进攻退守胜败靡定。史称“木杨城是天地会文献中经常提到的，它有时指自己的基地，有时指敌方的堡垒”（注：王学泰：《燕谭集·木杨城之谜》。）。各本《会簿》史谣时而“攻木杨城”时而“守木杨城”，颇似“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文字游戏，令后世史家如堕五里雾中，疑信失据。笔者今据南城明益藩“洪门”会党武装割据湖东攻防抚州战史及“羊城”俗名诠之，传疑百年的“木杨城”史谜可真相大白于天下。此“洪门”与明益藩关系内证十四。
姚本《会簿》：“天上有水水为先，地下有火火相连”。笔者已论天地会簿非纂于一地，辑于一手，撰于一时，其口诵手录者除个别明末清初缙绅乡儒外多系屠狗牧牛引车卖浆者流，故鄙俚庞琐“不成文理……别无意义”。惟姚本《会簿》破天荒保留了五首署名“水东先”的组诗，吉光片羽，璞玉浑金，为解决原始会簿著作人之谜提供了可靠钥匙。史家考“水东先亦即水东先生，当时厦门和金门岛上聚集着大批闽南籍官绅，水东先生正是这批闽南籍南明官绅及其后裔中人士”（注：胡珠生：《清代洪门史》，第46页。）。今检姚本《会簿》水东先组诗总名“水先成”。其“水东先”、“水先成”与前引“水为先”参相印证，其“水东先”必非“水东先生”之谓。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4《宗藩》：“今帝系以及各藩府名，其上一字为太祖所定而下一字以五行相传……金、木、水、火、土附之”。其“水东先”又“水为先”必燕系“常”字水行，与明益藩世系支派有关。清乾隆《爝火录》卷17：“顺治四年十一月，泸溪魏一柱袭破将乐，联结郧西、德化、兴安诸藩攻克建宁……郧西王常湖，益端王五世孙”。创盟“洪门”的明益藩永宁、罗川诸王败死后，郧西、德化常字水行诸王退踞闽西山中坚持抗清，故会诀三复斯言，言必“水……先”，不惮烦而推崇之。而“東”字可破读为“由木”二字。益定王朱由木虽卒于明崇祯七年，但明季抗清军兴，“洪门”会起，明益藩宗社党中除少量常字水行郡王外，核心以“头上有水，脚下有火”的益府宗正、宗副永宁王朱由
姚本《会簿》：“五位兄弟保驾小主……五位兄弟回来不见小主，不知下落，身无依靠”。又“尔穿甲去哪里？答曰：将去与清兵交战。问：因何事情？答曰：因为江山之事。问：尔胜败如何？答曰：头三阵清兵败走，后三阵失落小主，特来访主”（注：姚本《会簿》，载《天地会》（一）第15页。）。清道光《小腆纪传》补遗卷1 《宗藩》：“乙酉秋七月也，初周藩保宁王绍
综上考述：一明清鼎革之际反清复明宗社党秘密组织“洪门”始作俑于江西建昌府南城县明益藩“洪门”墓城祖茔。清顺治初潜炽于闽、海，康熙间浸盛于长江、珠江流域。二“洪门”会诀“七宝八座”是南城明益藩创盟“洪门”会党佚史的标准解码器。三“洪门”诸神话及半神化始祖以南城明益藩“由”字辈“宗公”郡藩为核心，由字辈“头上水”常字派与“脚下火”慈字派宗支及金氏昆仲等郡主、仪宾为骨干构成。“洪门”会史“小主”或“太子”亦皆指明益藩世子嫡孙。四“洪门”会史传奇人物万云龙确有其人。清顺治16—18年仍坚持赣、闽武装抗清，其字“慈”字“和”表明其明益藩宗子王孙身份。“洪门”原始文献纂录人“水东先”亦必南城明益藩“慈”字派宗人。五“洪门”会史谜中之谜“木杨城”故事脱胎于明益藩“洪门”会党武装抚州攻防战史。明季清初抚州俗名“羊城”。六“洪门”会史盟仪具神秘象征意义的“洪桥”图腾原型今南城“太平”、“万年”二桥为“洪学史”重要存世文物史证。七“洪门”会史脍炙人口轰传不疲的“火烧僧寺”史话簿簿秘传应非无稽。有证据显示其祖本移植于清中期南城明益藩“洪门”墓祠寝殿“华光寺”、“和尚庄”被焚史实。华光寺祀“洪门”宗祠主神“华光大帝”即“天地爷爷”为其被焚禁真实史因。八明遗民翘楚方以智清顺、康间蛰伏南城明益藩“洪门”墓寺，其“木立”佚号迭见“洪门”会簿，方氏与明益府姻戚陈孝逸等南城秘密社会精英皆“洪门”巨擘。
三、余考
1、贞元洪门
北宋建隆二年《唐会要》卷97《吐蕃》：“贞元二年九月，吐蕃游骑及于好畤，京师戒严。上遣左金吾卫将军张献甫等统兵屯于咸阳……其年十一月，吐蕃陷我盐州”。《旧唐书·张献甫传》：“贞元四年……于彭原置义仓，方渠、马岭等县选险要之地以为烽堡。又上疏请复盐州及洪门、洛原等镇，各置兵防以备蕃寇，朝廷从之”。又《新唐书·张献甫传》：“贞元四年……献甫乃得入，于是断山浚堑，选岩要地筑烽堡，请复盐州及洪门、洛原镇屯兵”。此明、清以远史籍仅见“洪门”孤例，其地望必居唐、蕃前线盐州、彭原、马岭、方渠、洛原军事筑垒地域间。且山堑险要，应无人烟。唐贞元四年（788 ）张献甫筑堡“洪门镇”抗击“蕃寇”史事与约900 年后“洪门”祖传“西鲁番”战事颇多吻合。今检《大明一统志》卷76《庆阳府·古迹》：“马岭废县：在环县南一百三十里。汉置，后魏废为镇，隋复置，唐因之，宋废。方渠废县：在环县南七十里。汉县，后魏废为镇，唐复置，五代晋省……彭原废县：在府城西南八十里。后魏破赫连定于此，置彭阳县；隋改彭原，唐初于此置彭州，元省。洛原废县：在府城东北二百七十里。后魏置归德县，隋改洛原，后废；唐复置，宋为堡”。唐、蕃边境彭原、马岭、方渠、洛原等军事戍镇五代迄宋元间陆续废省为村堡，明志皆湮为“古迹”。而与之烽角守望的临时军事支撑点“洪门镇”昙花一现，唐、蕃战后即从唐、宋舆图地志中消失，明志已无“迹”可寻。笔者判定唐军抗蕃前沿据点“洪门镇”与明南城益王墓城“洪门”之间无有机联系，与天地会簿“西鲁番”传说“康熙时藏人寇边……一百廿八僧应募誓必扫荡西藏”（注：徐珂：《清稗类钞》第八册《会党类·天地会》，第3627页，中华书局1986年3月版。）稗史亦风马牛不相及。
2、黎川洪门
《黎川县地名志》第36页：“洪门：在中田南1公里山坳中。洪氏立基。24户，172人。1967年，李氏由河东迁居”。 黎川县即明建昌府辖南城、新城、南丰、广昌四县之新城县，南宋绍兴八年割建昌军南城县东南五乡置。1914年改称黎川。东枕武夷天险控引闽粤，西抚南城之背拱卫“洪门”，为建昌入闽必经隘道，及“木立”祖师方以智变名棲“止旴、黎间”密盟抗清的“洪门”会党集散地，其史地区位值得“洪学”界高度重视。经检历修《新城县志》皆不载“洪门”地名，黎川县“洪门”得名应不逾百年。该村1967年始由李氏迁居，“洪氏立基”之说似亦无根肤语。志载黎川“洪门”所居“中田乡：位于日峰镇正西，地处洪门水库上游”（注：《黎川县地名志》，第33页。）。距南城县“洪门”直线距离不足30里，可以判定：黎川“洪门”地名必孳乳于南城明益王茔域“洪门”之名，与原生态的明南、北、中都皇陵“红门”、次生态的明南城益藩王茔“洪门”构**历史地理名称演进链，属历史地理专名“洪门”语称的再生形态。
3、泗州红门
《明史·礼志》：“太祖即位，追上四世帝号。皇祖考熙祖，墓在凤阳府泗州
四、结语
清道光十一年六月十九日《闽浙总督孙尔准奏添弟会传播情形折》：“伏查闽省之有会匪，其始皆从江西省传演而来。因上游延平、建宁、邵武、汀州各府，处处与江西接壤，被其流毒，历有年所，源流甚远”。孙折详奏“臣于嘉庆十九年到汀州府任，拿获张显鲁、熊毛、僧海文等各案，起有会簿等件。又检查嘉庆十五、十七、二十一等年历办会匪……各案，起获花帖、会簿、符纸、旗、布等项”（注：《天地会》（六），第229页。）。曾亲睹清嘉庆至道光中历年搜缴闽、赣间天地会文件，又审得“当日各犯原供皆称……此系会内相传旧套，亦不知起于何时”（注：《天地会》（六），第229页。）。亦曾亲闻涉案会党“相传旧套”之供辞，其“闽省之有会匪其始皆从江西省传演而来……源流甚远”奏章循流溯源，字字契史，惜未能引起“洪学”界的充分注意。
笔者首证与闽西“延平、建宁、邵武、汀州各府……接壤”的南城明益藩墓城“洪门”，得名于明南、北、中都皇陵祖寝“红门”规制。明季清初南城明益藩罗川王、永宁王等宗社党骨干创建反清复国秘密团体，以明室陵寝父祖墓城象征“洪门”为精神纽带，所谓“松柏为号”、“金花（华）为令”（注：《天地会》（一），第12页载贵本《会簿》。“金华山”为南城明益藩“洪门”墓山，考详前文。），具有强烈的血缘家族及模拟血缘家族性质。“洪门”早期核心除南城明益藩子弟外，积极吸纳方以智、艾南英、陈孝逸等逃禅遁道誓不降清的江右、江南官绅文士参盟，称师称祖，呵胡骂虏，具有强烈的地缘文化及虚拟地缘文化色彩。
笔者首倡以明清南城地方史志诗文与南城明益藩家族谱牒碑铭为坐标系，参照清宫秘档朝章，全方位解读流布有绪、稽史无据、“相传旧套”几四世纪的天地会簿，赋于“洪门史”研究以自然的、历史的诠释原则而非传说的神话式诠释游戏；赋于“洪门学”课题以实证的、科学的阐述模式而非穿凿的猜谜式阐述竞技；严格过滤天地会簿诗谣歌诀中被刻意加密讳饰的非逻辑非理性因素，彻底剥离天地会史创盟诸祖被随意渲染附会的超自然超时空特征，在坚实的史料、史实基础上为国内外“洪学”研究重新奠定天下“洪门”之根，重新勘定天下“洪门”之源。迎接21世纪“洪学”研究黄金时代的来临。
作者简介： 吴之邨（1956－），男，湖北武汉人，江西省收藏学研究会会长，中国舒同书法研究会副会长。
文章出处：《安徽史学》2003年第1期，第10～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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