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3月 29日,中国台湾发行了全套只有1枚的邮票,发行量高达400万枚。邮票中的主人公不是别人,正是1900年领导三洲田起义,被认为是孙中山先生 “革命同志第一人”的郑士良。
郑士良(1863-1901)
郑士良卒于1901年,年仅38岁。他的死,史学界大多认同清廷派间谍投毒暗杀一说。时隔百年,这桩历史疑案仍未水落石出,但郑士良身后的革命运动,已成燎原之势。且不论郑士良在三洲田起义时的突出功勋,单就他与孙中山精诚无间的莫逆之交,就足以让世人感慨和铭记。郑士良(1863-1901)
郑士良卒于1901年,年仅38岁。他的死,史学界大多认同清廷派间谍投毒暗杀一说。时隔百年,这桩历史疑案仍未水落石出,但郑士良身后的革命运动,已成燎原之势。且不论郑士良在三洲田起义时的突出功勋,单就他与孙中山精诚无间的莫逆之交,就足以让世人感慨和铭记。
深圳南山博物馆与孙中山结为生死之交
郑士良,字安臣,号弼臣,1863年出生于惠阳淡水,其祖父、父亲都是盐运使署的稽查,家境殷实。少年时的郑士良极其仰慕战国四君子的结客好义,能纾解国家之难,再加上父辈经常以会党为耳目。因此,郑士良自幼就与会党洪门中人往来。受会党的影响,他从小舞拳弄棒,练就了矫捷雄健的体魄和豪侠仗义的性格。久而久之,既擅文事又娴武技的郑士良成了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物。1895年,时任日本轮船公司香港分行买办的李纪堂闻孙文之名前往拜谒,他“初以为造反者必属魁形大汉,及见总理与同伴之陈少白、郑弼臣二君皆恂恂儒者,乃大为倾倒”。
19岁时,郑士良从崇雅书院毕业后离家到广州求学,入德国教会所设的礼贤学校,毕业后又转入珠江之畔的南华医学堂学习。在这里,郑士良与同学孙中山相遇,并戏剧般地结为至交。关于两人的结识,孙中山曾有一段精彩的描述:“于同学中物识有郑士良号弼臣者,其人豪侠尚义,广交游,所结皆江湖之士,同学中无有类之者。予一见则奇之,稍与相习,则与之谈革命,士良一闻而悦服。”
相投的志趣性格,反清的共同目标,使两位反清志士一见如故,结为生死之交。一天,郑士良悄悄地向孙中山透露了他的家世,并告诉孙中山,他已加入会党,今后如发动武装起义,他可以负责联络会党,作为主力参战。孙中山闻听大喜,慨然应诺,两人定下了武装反清誓约。这一反清誓约在孙中山早期革命生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后来,孙中山领导的两次兴中会武装起义,实际上都是以郑士良联络的会党为主力而发动的。
1888年,孙中山离开南华医学堂,不久后,郑士良也辍学返回淡水,联合会党宣传社会变革,被推为三合会首领。1895年1月,郑士良前住香港,参加孙中山组建的兴中会,并成为香港兴中会负责人之一。在香港期间,郑士良继续向孙中山讲解中国秘密社会的内容等,告知孙中山会党是武装反清惟一可以依靠的力量。孙中山在郑士良影响下,逐渐开始意识到要武装反清,非与会党为伍不可。郑士良对孙中山的作用,正如孙中山自己所说的那样:“予由革命谈论时代进入实行时代的动机,则受郑君所赐者甚多也。”
三洲田拔剑首义大败清军
1895年4月,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计划在广州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邀郑士良从日本回国参与组织指挥和负责联系广州、花县、英德等地会党。又命令所有惠、潮、嘉各属会党及绿林首领诸人俱受郑士良节制。各地洪门会党也积极响应,预备在重阳节参加举义。但在组织发动过程中,因运送枪械不慎泄露了机密,起义指挥者之一陆皓东被捕牺牲,起义宣告流产。为此,孙中山领着陈少白、郑士良等离开广州,避难香港。
1900年,当北方义和团运动全面展开,八国联军武装入侵之时,孙中山认为武装起义的机会又来了,决定由郑士良率领邓子瑜等志士赴惠州,在惠州三洲田大寨发动起义,郑士良负责指挥,杨衢云、陈少白在香港办理饷械,史坚如在广州组织响应,孙中山本人到台湾设法接济。起义日期定于光绪庚子年(1900)闰八月十五。三洲田大寨位于惠州归善县与新安县(今深圳宝安县)交界,“山深林密,路径迂回,南抵新安,紧逼九龙租界,西北与东莞县接壤,北通府县二城,均可窜出东江,直达省会,东南与海丰毗连”(据《宫中档》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四的德寿奏折),毫无疑问是理想的起义地点。
光绪庚子年闰八月初,会党志士起义消息泄露,八月初十清军突至,遂提前于八月十三举事。起义军旗帜上书写 “大秦国”、“日月”等字样,会党志士头缠红巾,身穿白布镶红号褂。起义军以郑士良为总指挥,夜袭新安(宝安)沙湾,清军溃逃,旋即乘胜向前推进,直逼新安县城深圳,各乡会党纷纷来投,队伍发展到2万余人。紧接着,起义志士由横岗进占龙岗,直趋镇隆,先后大败清军于佛子坳、永湖,转而谋攻惠州府城。
时广东陆路提督邓万林驻惠州府城,听到消息后张皇失措,惠州知府沈传义、归善知县郑业崇尤为惶恐。他们立命将城门全部关闭,堆置沙包和加上板闸,并急电广州请派兵支援。两广总督德寿闻惠州危急,调水师提督何长清及防务统兵官莫善积率所部集中惠州,又特派前驻惠州陆路提督刘邦盛到惠州募兵,围剿起义军。因当时起义志士多用无烟新枪,锐不可当。经一番激战,清军大败,归善县丞杜凤梧、补用都司严宝泰等被擒。光绪庚子年闰八月二十四,会党志士约2000人由永湖出发,击退清军大队,陆路提督邓万林中弹坠马窜逸,俘清军数百人。
光绪庚子年闰八月二十五,会党志士进攻河源县城,不克。次日,转往崩岗墟,扎营于雷公岭,因弹药不继,谋出东江,为清军所阻,乃折而东走,转攻多祝。当时清军有一哨兵力守多祝,幸好有内应。当起义军进攻时,内应打开西边闸门迎接起义军,使清兵腹背受敌,至天亮时被起义军全歼。
可称革命者首推惠州起义
正当起义军与清军拉锯战的关键时刻,日本新任首相伊藤博文禁止日本驻台湾总督帮助中国党人,物资弹药供应中断,无法继续战斗下去,孙中山依靠日本人力量反清的计划彻底落空。为此,孙中山审时度势,乃派日本志士山田良政传信郑士良,令其自决行止。郑士良在外无援军、内乏弹药的情况下,被迫解散队伍,仅率少数骨干先后避往香港。
1901年3月,因惠州起义失败而寓居日本横滨的孙中山接受了纽约《展望》周刊记者林奇(George Lynch)的专访,在谈到三洲田起义经过时,孙中山不无自豪地说:“战斗仅仅持续了20天,从不到600人开始,这些人只有300支来福枪(又称“来复枪”),每支枪30发子弹。10天之内,他们从清军手中夺取了1000支来福枪。到20天结束时,他们的人数也由600增加2万……起义者一共只牺牲了5人,而清军有500人被击毙,100人被俘。他们严禁任何劫掠和纵火行为,人民很快转而拥护他们。”此外,黄兴对三洲田起义的评价更高:“堂堂正正可称为革命者,首推庚子惠州之役。”
让孙中山引以为豪的郑士良却意外地不能继续协助孙中山革命了。1901年7月,郑士良奉孙中山之命由日本返香港执行任务,与同志陈和等饮宴于琼林酒楼,宴毕后竟然暴毙,时人皆认为是清吏使下落毒食品中,郑士良不知其诈而中毒身亡。郑士良死后葬于香港薄扶林道基督教坟场,为避清廷鹰犬破坏,碑文署名郑弼臣。
孙中山先生流亡日本期间与陈少白(右一)、郑士良(左一)的合照
民国成立后,孙中山追念郑士良功勋,从优抚恤其家属,其中保送其长子郑松云赴英国留学。对于郑士良的历史评价,《清史》所述颇为中肯:“兴中会为革命草创时期,风气未开,时能知民族大义而为之死者,大多洪门中人。故广州、惠州二次起义,皆以会党毕事,而主之者,郑士良也。士良初与孙文交,即愿以会党从,其后卒践之,亦卒以此慑清吏。盖广东多会党,士良能左右之。士良不去,清吏一日不安。是则士良之暴卒,岂无因哉。”1911年12月17日,时人冯绪承在《追挽郑弼臣》中称:“君真大汉万世师,不顾身心,拔剑首倡流热血;我亦中华一分子,无甚面目,填词空挽吊英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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